生活杂志与摄影力量：回顾经典，重览那段摄影历史
畹町 编译
玛格丽特·伯克·怀特、拉里·伯罗斯、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尤金·史密斯、优素福·卡什、罗伯特·卡帕等众多世界闻名的摄影师，均曾与一本名为《生活》的美国杂志有所关联。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艺术博物馆原本计划在2020年春季举行一场名为“《生活》杂志与摄影的力量”的展览。该展览旨在回顾从1936年至1972年，《生活》杂志周刊的创立与成长历程，并探讨它对美国现代摄影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受疫情影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艺术博物馆暂时关闭了大门，然而，“澎湃新闻·艺术评论”却通过精心编译特展《生活》杂志与摄影的力量，为读者们揭开这本经典杂志的神秘面纱，带领大家共同回顾摄影领域的一段辉煌历史。
《生活》杂志，由报业巨头、《时代周刊》的创始人亨利·卢斯在1936年11月23日宣告创刊，直至1972年12月29日停止了周刊的发行，共出版了1864期。在这段历史中，它记录了从大萧条到越南战争，从诺曼底登陆到北平的日常生活，从助产士到黑帮头目的各种社会现象，《生活》的报道内容丰富多样，同时也对美国现代摄影的审美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69年，《生活》杂志巅峰期的销量高达850万份。
在大萧条时期至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民众所接触到的摄影作品，绝大多数源自插图类杂志。
玛格丽特·伯克·怀特、拉里·伯罗斯、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尤金·史密斯、优素福·卡什、罗伯特·卡帕等众多知名摄影师，他们是如何与一家杂志社展开合作的？那些深入人心、具有代表性的摄影作品和专题摄影项目又是如何应运而生的？
展厅现场
展览的首个展区被命名为“照片的获取”。在制作《生活》杂志的图片过程中，涉及到的因素相当复杂，这些因素涵盖了任务的细节安排、编辑对故事结构的创意构思、挑选的摄影师及其个人风格，以及摄影师在捕捉最佳画面和讲述故事时所持有的独特见解。
1945年8月27日《生活》杂志封面
1961年7月21日《生活》杂志封面
《生活》杂志的编辑威尔逊·希克斯曾言：“图片故事往往源自某个具体事件或一个独特的构思。”编辑们将事件与构思转化为具体任务，分配给摄影师执行，而摄影师们有时也会自发地编织自己的故事。
众多摄影师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掌握了独到的技艺，因此成为了讲述特定故事的最佳人选。一旦接到任务，他们便会迅速与研究者携手，组建起“故事构建团队”，并伴随记者一同踏上征程。在任务执行过程中，故事的中心点可能会发生变动，这时，摄影师的角色、视野以及即兴判断对照片的最终呈现将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生活》杂志向读者呈现了众多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及令人难忘的图片，这一切都得益于摄影师在特定场景中对最佳画面布局、光线运用以及快门捕捉时刻的精准掌控。
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报业巨头和《时代周刊》的创始人，亨利·卢斯(Henry R. Luce)受到了欧洲早期图片杂志的启发，于是他设立了“实验图像部门”，目的是在其出版物中融入更多的摄影图片，进而创立了一本全新的杂志。德国流亡作家库特·萨弗兰斯基以及几位在欧洲杂志界担任高级职务的编辑，共同为《生活》杂志打造了一套全新的版面设计，其中便包括了此次展览中首次展出的“Dummy”杂志。这本“Dummy”杂志是《生活》的前身，而卢斯则将这份试刊版邮寄给了包括《时代周刊》广告商在内的潜在订阅者。卢斯细致地制作了这份新杂志的宣传材料，并向读者保证，将通过摄影的奇妙力量，每周揭示生活中和工作场景中那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1936年11月23日，首期《生活》杂志问世。亨利·卢斯最初仅聘请了四位摄影师担任固定职位，其中之一便是玛格丽特·伯克·怀特，她不仅是女性摄影师，也是《生活》杂志早期唯一一位女性摄影师。在此之前，怀特已经成为了亨利·卢斯旗下另一本备受瞩目的杂志《财富》的资深记者。她将自己在摄影领域的专长，以及对于现代工业和充满人性化的故事的独特视角，成功地带入了《生活》杂志。在《生活》杂志的首期，怀特接到的任务是负责拍摄佩克堡大坝的建设过程。而这个大坝，正是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时期启动的一系列重要项目和计划之一。
玛格丽特·伯克·怀特借助电报与编辑朗韦尔(Daniel Longwell)进行沟通，她表示：“我在各种光线条件下，竭尽全力记录下了大坝的每一个细节。”这些她留下的永恒之作，为《生活》杂志的首期封面增添了光彩。
1936年11月23日，我国首期《生活》杂志问世，其封面图片由著名摄影师玛格丽特·伯克·怀特精心拍摄而成。
即便《生活》杂志在全球范围内设有众多驻外记者，《生活》杂志仍会针对特定故事主动联络独立摄影师，或直接购买独立摄影师所拥有的照片。编辑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K. Thompson）便曾购买过加拿大知名摄影师优素福·卡什（Yousuf Karsh，编注：被誉为摄影界的伦勃朗）所拍摄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照片。卡什镜头下威严的丘吉尔肖像多次刊登在《生活》杂志上。
优素福·卡什拍摄的英国首相丘吉尔
得知法国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计划在1948年年末来中国，并意图将他的作品出售给欧洲的对手，《生活》杂志的编辑们闻讯后，便通过新成立的马格南图片社与布列松取得了联系。图片编辑威尔逊·希克斯负责了这一沟通工作。马格南图片社向布列松发送了一封电传，其中包含了《生活》杂志的拍摄指南，具体指示为：“前往茶馆，捕捉一位年迈男性紧握着加盖的茉莉花茶杯，展现其宁静的容颜。”有了这份详细的脚本，布列松迅速领会了在北平的拍摄目标，他的作品完美地诠释了这一脚本。
法国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所摄的北平影像，发表于1949年1月3日的《生活》杂志之上。
1948年，戈登·帕克斯向《生活》杂志提出了一项计划，即拍摄一组关于哈莱姆黑人区帮派战争的纪实照片。他花费了数周时间与黑帮头目杰克逊（人称Red Jackson）及其手下们共处，逐渐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帕克斯捕捉了杰克逊的日常生活瞬间，包括他与母亲、兄弟和女友相处的情景，共拍摄了数百张照片。帕克斯执着于将那些宁静的瞬间与充满风险的场景并置展示。在《生活》杂志“哈莱姆黑帮头目”特辑的开篇双页中，他的拍摄视角独树一帜，即便后续的内容依旧着重描绘了白人及中产阶级读者所熟知的那些引人注目的惊悚时刻。这一专题摄影作品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戈登·帕克斯在1949年荣获《生活》杂志首位黑人摄影师的荣誉。
戈登·帕克斯所拍摄的关于“哈莱姆黑帮头目”的专题报道，于1948年11月1日出现在了《生活》杂志的版面上。
《生活》杂志致力于向读者展示尖端摄影技术。基恩·米利运用频闪摄影技术，成功捕捉到了体操运动员那些肉眼难以察觉的精彩瞬间。这一摄影领域的重大突破，是通过一台固定相机连续快速闪光，来记录运动物体动态的。
基恩·米利捕捉到了体操运动员那些肉眼难以察觉的精彩瞬间，并将这些画面在1942年5月18日的《生活》杂志上公之于众。
乔治·亨特主编经常邀请弗里茨·戈罗接受挑战，去捕捉那些人们认为根本无法实现的拍摄目标。戈罗成功捕捉了人类首次分离钚元素的历史瞬间，这是核弹和核反应堆的关键原料之一；他还记录了原子弹试验的首次震撼，见证了微电子学的诞生，以及红宝石激光技术的问世。此外，戈罗还是微距摄影技术的开创者。
弗里茨·戈罗所摄之照，于1963年1月11日这一日，被《生活》杂志所刊登。
弗里茨·戈罗拍摄的图片，刊登于1963年1月11日《生活》杂志。
尽管某些《生活》杂志的摄影师为每篇报道拍摄的照片数量高达3000张，玛格丽特·伯克·怀特却始终保持着冷静，为每篇报道仅拍摄大约100张底片。在俄亥俄洪水后的展览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摄影师在选取拍摄位置上的独到眼光，以及她对标识文字所产生影响的浓厚兴趣。在这张照片中，上方是一则广告牌，上面展示着白人家庭笑容满面地推销“美国模式”以及全球最优越的生活水平；而在广告牌下方，一列美国黑人灾民正焦急地等待着洪水救援的到来。这一幕生动地揭示了广告与现实、富裕与困境之间的巨大反差。
玛格丽特·伯克·怀特所摄之影，于1937年2月15日的《生活》杂志上得以呈现。洪水肆虐之后，美国白人所享有的“世界级优厚生活”与受灾的黑人民众的境遇，构成了强烈的反差。
玛格丽特·伯克·怀特所摄之照，描绘了洪水肆虐后的灾民生活场景，这些照片于1937年2月15日，《生活》杂志上得以展出。
《生活》杂志的报道内容常常涉及社会议题。“助产护士”这一篇报道则集中展现了美国南部贫困地区黑人女性职业助产士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在拍摄工作启动之前，编辑已经明确了以种族歧视为主题的方向。摄影师W. Eugene Smith在接手任务后，投入了两周时间学习助产知识，并广泛接触了不同人士。经过一番筛选，他最终确定了受访者莫德·卡伦。他和助手随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对卡伦进行了连续的跟踪拍摄，捕捉了她接生、紧急出诊、门诊疫苗接种以及在学院授课的每一个细节。他们共拍摄了2600张照片，并详细记录了紧张而充满挑战的拍摄经历。卡伦在镜头中展现出的工作状态，其复杂性与强度大大超出了《生活》杂志最初的设想。史密斯希望通过这些图片，对那些愚蠢的种族偏见进行有力的反击。
尤金·史密斯捕捉到的助产士莫德·卡伦的形象，被收录在了1951年12月3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中。
亨利·卢斯创办人表示，尽管我们并未计划出版一份战争刊物，但有时却不得不这么做。为了完成战争报道，《生活》杂志的摄影师们需深入军中。在二战时期，美国政府特别批准了包括罗伯特·卡帕在内的四位摄影师，允许他们拍摄诺曼底登陆的情景。卡帕详尽地记录了他的亲身经历，然而，这些珍贵资料在送达《生活》杂志编辑部之前，却遭到了军队的严格审查。
罗伯特·卡帕捕捉的诺曼底登陆瞬间，于1944年6月19日这一日，被《生活》杂志所刊载。
拉里·伯罗斯的越南战争摄影作品让人痛心疾首，他曾感慨道：“镜头无法捕捉空中飞行的子弹……这无疑会带来伤害。”鉴于战争新闻报道的巨大风险，卡帕与伯罗斯在执行拍摄任务时均不幸遇难。
诸多《生活》杂志的报道均需摄影师与记者携手，为每张影像附上详尽的文字描述。1961年，记者威尔·兰（Will Lang Jr.）与摄影师保罗·舒策尔（Paul Schutzer）共同完成了对柏林墙建设的报道。在照片的解说文字中，威尔·兰留下了个人的见解，以此引导读者深入理解图片内容，凸显了文字记者在挑选图片环节中的关键作用。
记者威尔·兰（Will Lang Jr.）和摄影师保罗·舒策尔（Paul Schutzer）共同完成了对柏林墙建设的报道，该报道于1961年9月8日出现在《生活》杂志上。
埃尔曼(J. R. Eyerman)所摄的戴着3-D眼镜专注凝视电影屏幕的图片，记者斯坦·弗林克(Stan Flink)的点评，使得读者们的目光更多地集中在了3-D眼镜的技术上，而非那些被电影深深吸引的观众们。
埃尔曼拍摄的戴着3-D眼镜紧盯电影屏幕的观众
展览的第二部分被命名为“制作摄影故事”。《生活》杂志社在收到底片及相应的图片说明文件后，编辑团队便着手挑选适合版面的图片。在这些精选出的照片中，最为出色的将被选为“专题摄影”，而《生活》杂志自豪地宣称，他们正是这一视觉风格的创造者。通常情况下，摄影师会为每个故事拍摄上千张照片，而编辑们则会从这些作品中精心挑选。最终，这些专题摄影作品将占据5至7个版面。
一旦专题摄影及报道内容确定，艺术总监与排版专家将联合作者、研究人员以及核查人员共同完成每一页的制作。故事的核心主题往往影响着版面设计的构思。经过这一繁琐的流程，每周六晚间，设计方案便会从纽约火车站出发，驶向芝加哥，并于周一清晨开始印刷。而每周五，《生活》杂志便会出现在报摊以及订阅者的信箱中。摄影师们普遍认为，底片编辑的挑选至关重要，它对他们职业生涯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经验丰富的底片编辑能够凭借印样上的指示，从阿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拍摄的四张水兵与护士亲吻的珍贵照片中，挑选出最出色的一张。此外，他们还能提出排版剪裁的建议，以增强照片的视觉冲击力。《生活》杂志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该幅图像，这幅作品在众多68张庆祝二战胜利主题照片中独树一帜。
阿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捕捉到的海军士兵与护士深情一吻的画面（见右页），为纪念二战的胜利，这一系列作品在1945年8月27日的《生活》杂志上以整版篇幅呈现。
自1936年年末问世以来，《生活》杂志的声望与触及范围持续攀升。起初的两年间，其发行量从一百万份激增至两百万份，至1969年更是达到了巅峰，高达八百五十万份。若将办公室或公共场所中随意翻阅的读者计算在内，当时每四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阅读过《生活》。读者们并非只是被动地阅读杂志，他们还会主动与编辑沟通，购买额外的增刊，甚至对杂志中的人物故事产生共鸣，给予实际帮助。《生活》杂志还善于运用技术优势及商业智慧，对竞争对手形成显著优势。然而，随着电视的普及，读者和广告商对图片杂志的依赖逐渐减少。到了1972年12月29日，发行至1864期的《生活》杂志不得不停止了每周一期的出版。
1972年12月29日，最后一期周刊形式的《生活》杂志封面
杂志编辑们收到众多读者的来信，他们纷纷表达了对杂志的感激之情，并恳请杂志不要停刊。尽管这本杂志的主旨在于摄影，然而在最后一期的封面上，却并未出现任何图片，取而代之的是文字，其中就包含了“再见”二字。
1972年12月29日，标志着《生活》杂志以周刊形式出版的终结，该期杂志的最后一页就此呈现。
自1972年起，《生活》杂志推出了以摄影为核心的图书系列，随后在1978年至2000年期间，该杂志以月刊的形式重新回归市场。时至今日，它依旧持续发行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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