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竟是资深设计大师？曾与钱稻孙、许寿裳设计民国国徽
毛泽东表示鲁迅堪称中国文化革命的中流砥柱，他既是杰出的文坛巨匠，也是卓越的思想先驱，更是勇敢的革命斗士。
鲁迅除了众所周知的“三伟大”成就，鲜为人知的是，他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艺术设计专家。
鲁迅等三位年轻海龟设计民国国徽
1912年2月，鲁迅应蔡元培邀请前往南京，在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成为其中的一员。5月，教育部迁往北京，鲁迅也随之转移。8月，鲁迅被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命为佥事，同时兼任第一科科长，负责文化艺术的行政事务（佥事职位大致相当于现今的正处级，任职十多年后，鲁迅才最终离开官场）。八月二十八日，鲁迅和钱稻孙、许寿裳一同替袁世凯总统府处理了一桩重要公务，即为北洋政府构思国徽图案。
三个年轻海龟忙活了一阵，接着钱稻孙设计出图案，鲁迅写好文字。1913年2月，《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了国徽图案和名为《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的说明。钱稻孙还是浙江同乡。钱恂曾是清朝的外交官员，他的母亲是很有名的单士厘，这位女性是国内最早去国外并写出海外见闻的知名女性人物，在钱氏家族中，钱玄同是他的叔父，而钱三强和钱仲联则是他的堂弟，钱稻孙在日伪统治时期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但他的行为有失道义，因此后来很少被人提及，对于这个国徽，钱稻孙曾经表示，当时的图案虽然不够美观，但是鲁迅用古文写的设计方案，却受到了教育部门众人的高度评价
鲁迅那篇广受称赞的《关于设计国徽图案的说明》篇幅不大，抄录如下（文章确实“文言文”风格很浓，时间宝贵的人可以跳过）：
依照西方国家的徽章，历史非常悠久，其开端在于个人，之后逐渐扩展到整个国家。从前希腊的战士，手持盾牌上战场，会自行挑选喜欢的图案绘制在盾上，以此来区分彼此。到了罗马时期，这种传统得以延续。等到十字军东征时，集合了多个国家的士兵组成军队，担心他们混杂在一起难以分辨，于是各个部队便以队长所持的盾形徽记作为标志，由此逐渐扩大，先用于一个家族，后来又用于一个氏族，最终发展到一个国家的象征。初始的图样，大多采用特定名称，用以代表个体；有时则由十个字符构成，彰显宗教信仰。若作为国家标志，也遵循历史依据，因此仍常见十字图案，或模仿盾牌造型，又加上龙袍冠冕、旗帜等元素作为装饰。即便新成立的国家，在最初设计徽章时，也往往难以摆脱这种模式，大概是因为历史文献的局限所致。
当今中华民国，已将嘉禾确立为国徽标志，但图案过于简单，需要增添辅助元素，以便与其他徽记相媲美，不必担忧显得简陋。因为历史背景非常独特，不同于西洋，他们所推崇的，我们无法采用。应当依据古代历史，重新设计图案，根植于根本，这样才恰当。查阅典籍文献，源远流长的象征，莫过于龙。然而它已遭受强烈反对，不能作为图案。再考虑其次的，则有十二章纹。它记载于《尚书》，其历史根源也很久远。自古以来，解经之人讲道：太阳月亮星辰，重在普照大地；山岳，重在稳固江山；龙图，重在象征变化；华虫图案，重在彰显文采；宗彝图形，重在体现孝道；水藻纹饰，重在表达洁净；火焰标志，重在代表光明。米粉图形，重在寓意滋养；斧形符号，重在体现决断；蔽膝纹样，重在区分等级。这些美好品德，无一不包含其中。如今依照这些说法，仔细考量其适宜性，将它们交织组合，设计出适合民国的徽章图案。绘制方法上，以嘉禾图案放在杆件中央，作为整体核心。嘉禾的形态，参考了汉代“五瑞图”的石刻形象。主干部分，用来象征盾牌。主干之后是黼纹，上面装饰着粉米图案。黼纹上方是太阳，太阳下面是山脉。因为山脉是真实形态，担心没有地方安放，于是用编织的丝带做成篆文，并用黻纹填充剩余的空隙。黼纹的两侧，有龙和华虫，各自手持宗彝。龙身上有火焰，角上带有月亮。华虫的嘴中叼着藻类，头顶戴着星星。所有这些设计上的调整，都是为了追求比例协调和画面和谐。国徽的轮廓，大致已经形成。再造五穗嘉禾图徽记一枚，在追求简约时使用它。又制作曲线形双穗嘉禾图徽记一枚，在信笺等物品上使用它。如果再遇到擅长绘画的能工巧匠，另外添加色彩点缀，让图案更加美好精致，那么大概能够体现国家美好的德行，并且广泛推行到天下百姓之中了。
这篇文章首先介绍了国徽的起源，涉及“西国”的徽章和国徽；接着提出国徽应当体现中国特质，认为“龙”因为清朝覆灭而受到排斥，不宜继续使用，选取替代方案时，“十二章”图案最为恰当，并阐述了“十二章”国徽图案的设计理念。
“十二章”到底是个什么东东？
“十二章”自古就存在，现在被归类到非常热门的“国学”范畴中。“十二章”，这个排列在老大“龙”之后位列第二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它由不可或缺的十二个元素构成：太阳、月亮、星辰、山峦、龙纹、华虫、宗彝、藻饰、火焰、粉末状谷物、斧形纹样以及缠绕形纹样。鲁迅在说明书中阐述道：太阳月亮星辰，选用它们是为了带来光明；山岳，选用它们是为了象征稳固；龙纹，选用它们是为了寓意变化；华虫图案，选用它们是为了体现文采；宗彝图形，选用它们是为了代表孝道；水藻纹饰，选用它们是为了彰显洁净；火焰符号，选用它们是为了代表光明。米粉，选用它们是为了寓意滋养；斧形纹样，选用它们是为了体现决断；卷草纹样，选用它们是为了代表区分。世间最为卓越的美德，全都包含在这些看似基础的图形之中。
极其关键的是，“十二章”囊括了至高无上的君王风范，意指帝王是尘世的统治者，其威能“似天地般辽阔，万物皆在其怀抱承载之内，如同日月般光辉，普照四方疆域之内”。早在古代，“十二章”图案的历史可追溯至“三皇五帝”时期，其最早文字记录见于《尚书》文献，该纹样作为帝王与百官的服饰装饰确立于东汉初期，专门供皇帝使用的“十二章”制度在唐代正式颁布，这一规定在明清两代持续施行，历时将近两千年。
十二章在皇帝的礼服上摆放的位置有明确要求，当然不同朝代会有变化。明代的十二章图案非常突出。下图为明代宗朱祁钰的画像，他的肩膀上织有太阳和月亮，背部织有星辰和山峦，袖口装饰着华美的虫子图案，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这六种纹样分别排列在前后衣襟团龙图案的两侧，十二种图案清晰可见。
清朝意在“永久遵循我朝满洲先正之遗风”（乾隆语），因此废除了汉族的冠服制度，简而言之，人们常说的皇帝穿的“龙袍”，清朝的与明朝的完全不同。但“十二章”这个元素因为实在太好，还是被保留了，只是在清代皇帝的“朝服”、“吉服”上比较隐晦，所占面积相对很小，不仔细观察还真发现不了它们。此处以乾隆皇帝的“蓝缂丝彩云金龙纹单朝服”（用于祭祀场合）为参照，逐个指出其上“十二章”图案的位置。
然而，在大清王朝行将结束之际，受西洋徽记的启发，皇室显贵们对十二章纹实施了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变革。通过查阅1911年维也纳出版的《大清帝国勋章图谱》（系清廷委派编绘的勋章样式），可见专为天子配备的至高勋章——大宝章（参见图示）。该勋章外沿呈锐角三层，均为八瓣花形，中心为圆形，上面镌刻着十二章纹图案。这一“十二章”将原本散布于帝王礼服各处的十二图案整合，在徽章狭小范围内组合成密不可分的整体。可惜的是，朝代更迭后，这“十二章”的设计便成了前朝留给后世的纪念。
十二章大勋章直接拷贝了清代大宝章
在十二章徽记最终制成之前不久，即1912年7月，袁世凯颁布了《奖章条例》，其中明确指出最高等级的奖章为大勋章，不仅大总统本人必须佩戴，还可以由大总统特别授予外国国家领导人。大勋章的设计与旧朝代的“大宝信”相似，同样拥有外缘三重尖角，整体呈八瓣形状，中心为圆形，并且饰有十二章图案。实际上，大勋章基本上是照搬了清朝几乎不再使用的“大宝信”，仅更改了名称，其他方面几乎未作任何调整。
这件是黎元洪死后安葬时带的总统大勋章实物。左边那张图是新闻报道里配的图片，明显是把碎掉的徽章零件胡乱凑合到一块儿，让人根本看不明白。右边那张图是网友在左边那些零件上用图像处理软件做出来的总统大勋章。拿它和上面那个“大宝章”比一比，是不是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为了便于观察细节，我们先将袁世凯墓园的相关图像调取出来查看，这个总统大勋章上的图案布局与黎元洪大勋章大体相同（两者仅在“火”的摆放位置上存在差异，一个位于“山”的上方，另一个分布在两侧）。
再认识一下几位民国大总统，仔细看看他们佩戴的十二章大勋章：
1914年6月，北洋政府的政事堂礼制馆发布了《祭祀冠服制》和《祭祀冠服图》两份文件，详细说明了不同身份人员的祭祀服饰，分为大总统以及一至五等共六档等级。先不讨论其他内容，重点谈谈与核心议题关联的“十二章”。在这个语境下，一个新名词“团”被引入，它是由“十二章”的各个构成元素组合而成的圆形纹饰。大总统，十二章作为一组，官服上绣有十二组图案；一等特任官，九章图案（不包括日、月、星辰）作为一组，官服上绣有九组图案；二等简任官，七章图案（包括宗彝、华虫、黼、黻、火、粉米、藻）作为一组，官服上绣有七组图案；三等荐任官，五章图案（包括宗彝、黼、黻、粉米、藻）作为一组，官服上绣有五组图案；四等委任官，三章图案（包括黼、黻、粉米）作为一组，官服上绣有三组图案；五等士庶，官服上没有刺绣图案。
大总统的礼服上装饰的十二组图案，和总统最高荣誉勋章上的十二组图案完全相同，两者的发展轨迹一致。九组、七组、五组、三组的图案，实际上就是逐步减少的十二组图案。
大总统的礼服在胸前装饰有徽章，特别采用圆形领口设计。这件礼服最为突出的地方首先是圆形领子，其次是胸口佩戴着由十二种图案组成的装饰，除了大总统之外，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穿戴。针对这个关键点，就可以避免认错袁世凯时的尴尬情况。左边的图片显示袁世凯混在人群中依然能够准确辨认目标。右边的图片是张作霖在担任陆海军大元帅之后，实际上掌握国家最高权力，自然穿着大总统的礼服进行拍摄。这张略显单薄的照片，让我们看到了大总统礼服的真貌，胸前佩戴五枚徽章，双肩各挂一枚，背后还有五枚，总共十二枚徽章，分为十二组。
这张图片一直被当作经典之作，名为“袁世凯祭天图”，据说曾经出现在教材里。仔细看看，图中正中央站立的人物是袁世凯，这下明白为何它与袁世凯其实毫无关联了。
这套十二件祭祀服饰持续应用至北洋政权终结方才彻底淡出历史记载。鲁迅在教育部担任佥事期间，作为属荐任官，十余年间屡次依照惯例参与祭孔典礼，他所穿着的祭服属于第三品级，其纹饰由宗彝、黼、黻、粉米、藻等五纹组合成团，左肩佩戴两团，右肩佩戴三团，衣身共绣五团图案。三品荐任官祭服及绣章图案展示于下文附图。
1916年6月，袁世凯因承受不住称帝的压力而去世，北洋政府按照他生前希望在洹水边安葬的愿望，用了两年多时间，花费了七十多万两银子，在河南省安阳市洹水河旁边建造了占地一百四十亩的“袁林”，这个园林现为国家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袁林”有一个其他地方没有的特殊景致，就是照壁、铁门、围栏、石柱等处都装饰着“十二章”图案。先前已经见过的，是墓园铁门上那个硕大的十二章总统徽记。这个标志，大概与帝王最为接近，所以部下们才选择它，让它永远伴随袁世凯。
1927年9月26日，身为陆海军大元帅的张作霖发出指令，要求设计大元帅旗的样式，大元帅旗在国旗五色旗的旗杆一侧上方设有白色方块，方块内包含“十二章”，依据国际通行的做法，这个“十二章”理应选用国徽图案最为适宜，然而张作霖最终决定在旗子上使用的是总统大勋章上的“十二章”。
西方纹章学理念对十二章国徽的影响
此刻审视鲁迅笔下的十二章徽记，可以清晰看出，这个徽记和从清代大宝章摹仿而来的总统大勋章，在风格上截然不同。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国徽上十二种图案的布局方式。其中一个变化是，在原有的十二种图案之外，又添了一个新的图形，那是一个画有“嘉禾”的“干”，它被放置在了整个设计的核心部位。另外，原来的十二种图案也做了调整，其中“龙”和“华虫”被特别强调，成为了视觉焦点。“龙”头上戴着“月”，身上披着“火”；“华虫”嘴里叼着“藻”，头顶戴着“星辰”做成的冠饰。“宗彝”则被改造成了它们对饮时使用的酒杯。“粉米”属于“黼”的装饰，饰带飞舞似“山”。巧妙构思的“造作改为”，把零散单调的部分组合成统一生动的整体。为了追求适宜而图谋平衡，设计者对传统十二章做了彻底的分解与整合，一个崭新的十二章展现在大家眼前。
国徽的构想源自海外。可以明确看到，国徽的十二个图样在样式上参考了西洋徽章学的思想。西洋徽章从诞生之初就以盾形作为核心元素，其他部分都围绕它展开。“干是象征盾牌的物品”，国徽的十二个图样考虑到了这个，郑重地采用了中国的盾牌“干”，并且以“从汉代五瑞图石刻中选取的‘嘉禾’作为‘干’的主要图案，两者共同构成了图形的中心。西方徽章之中，存在一种称作“护盾者”的元素，专门用来支撑和守护盾牌，担当此角色的人物、动物以及神话生物均可，其中熊和狮子最为普遍，经常被采用。在徽章的十二个组成部分里，那条龙和那个华虫，恰好扮演了西方徽章中极为重要的“护盾者”职责。还有构成“山”形状的装饰带，尽管其编织方式看似是篆文风格，但整体呈现的样式却完全是西方的。
融合中西文化，把西洋的徽章艺术和中华传统学问结合起来，以新颖的观念阐释古代珍品（全部十二个图案都包含在内），鲁迅等人设计的十二图形国徽也算得上是“吸收外来事物，借鉴古代经验”的典型实例了。
下面请参看英国国徽，以及几枚更古老的西方纹章。
十二章国徽：民国正儿八经使用15年
不清楚为何，大众普遍以为十二章徽记并未得到正式启用，或者即便启用过，时间也非常短暂。一种理所当然的解释是“权力机构觉得含有皇权意味”，即便徽记所用的十二章与封建帝后本无关联，就是完全模仿清朝皇帝“大宝印”制成的总统大徽章，权力机构又何曾表示过异议？与“北洋”有关联的十二章国徽，无疑曾是1913到1928年间，真正运用了十五年的正式国徽。
那份档案记录了1913年11月2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总长孙宝琦签发的外交部训令内容，训令指示驻朝鲜总领事富士英，关于民国国徽的设计事宜，是由教育部负责绘制样式和制作说明书的，这个方案已经过国务会议批准，现在交由外交部执行，外交部将原定图样和说明书寄往天津造币厂，让他们代为铸造模型，现在这个模型已经制作完成并送到了外交部，根据规定，驻外的使领馆大门前都应该悬挂国徽，以彰显威严，因此要按照第一张图样放大仿制，并将制成的国徽悬挂在门首，至于尺寸大小，需要根据馆屋的高度来决定。按照前项图样准备八份，连同说明书一册邮寄，请该总领事依照执行，此令。
文件阐述了十二章徽章的形态描绘，教育部门负责绘制，政务会议作出决议，外交部门依照执行的过程，以及1913年岁末驻外各使团接到命令“设置国徽以增威仪”的执行状况。十二章徽章依照规定实际应用，还有什么值得质疑的吗？
1921年7月28日，秘鲁的华人社团为庆祝秘鲁独立一百周年铸造了银质纪念币，币面图案中秘鲁的国家标志旁边，同时摆放着中国的十二个纹样徽记。
1923年，天津造币厂进行金银币的试制，这些钱币的正面图案选用了十二种象征图案，民间由于将其中一种图案误认为是“凤”，而非正确的“华虫”，因此将这些钱币称作“龙凤币”。
1926年，天津造币厂采用十二枚图徽图案，铸行两角及一角面值的辅币，这些货币在华北地区，特别是京津区域，得到了广泛使用。
1926年10月9日，为了纪念双十事件，该报在首页显著位置展示十二章徽记，并且特别说明“中间是中华民国国徽图案”。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担任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职务，为此铸造了十二面图案的纪念钱币。
十二章国徽图案出现在首饰盒上。
还有人将十二章国徽图案搬上了藏书票。
这张回国证明出自1928年11月16日新加坡的民国领事馆，证明的抬头处印有十二枚圆形徽记。距离张学良宣布东北归顺南京政府，只剩下四十五天的时间。这十二枚圆形徽记的使用时期，即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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